大明皇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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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章一山还有一山拦
    “殿下,你……真是个莽撞的小子!老夫何曾说过反对士绅纳粮了,你这小子不等人把话说完,就胡乱发脾气,真是岂有此理!“

    刘大夏气性很大,喘了口气继续说道:”卫王殿下,你难道不知道现在多少藩王勋贵视你为眼中钉,肉中刺。又得罪这么多士绅,你想成为众矢之的吗?小小年纪善于谋国,而不善于谋身。老夫等在这里,不过想提醒殿下,步子不要迈得太大,要懂得循序渐进……你!气死老夫了。”

    刘大夏气得直跺脚,一甩手,扬长而去。这通训斥,把朱厚炜唬得一愣一愣的,兄弟俩面面相觑,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再看那位爷,七十多岁的人身体倒是非常硬朗,走起来还虎虎生威。

    看着这老家伙离去的背影,朱厚炜神情有些恍惚,心道我是不是拿错剧本了?这尼玛,难道我真是错怪好人,当了一回咬吕洞宾的那只啥了?

    “你错怪刘尚书了!”,正在胡思乱想间,这时背后传来朱祐樘的声音,“炜儿,你太莽撞了!刘大夏他是真的想向你打听福山的情况。他早在五年前就提出官绅一体纳粮。不过啊,朕当时没有同意。唉,知易行难啊!”

    兄弟俩转身一看,只见朱祐樘微笑着站在门口,目光慈祥地打量着皮肤黝黑的朱厚炜。见到久违的父亲,朱厚炜心情激动。他立刻拜服在地,声音颤抖喊道:

    “父皇!儿臣回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好,好,回来好!”

    朱祐樘也很激动,抢上几步把小儿子扶起来,上下打量了一番,朱厚炜长高了一些,显得有些消瘦。加上长年在海边风吹日晒的,稚嫩的脸上竟然有了几分沧桑,显得格外的不协调。

    朱祐樘眼圈有些发红。他叹息一声,把小儿子揽入怀中,心痛的说道:“炜儿啊,都是朕不好!让你小小年纪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,看到你现在消瘦的样子,朕就知道吾儿受苦了!”

    “父皇,你不用担心。儿臣并不苦,只是有些挂念父皇和母后,不过看到父皇现在龙行虎步。看样子父皇一直在练习太极,没有乱服丹药,儿臣倒是放心多了!”朱厚炜眼圈也有些发红。

    看到父子俩神态亲密,似乎有说不完的话。朱厚照有些吃味,在旁边嘟囔一句:“哼,二郎,你还忘了大哥呢!”

    朱厚炜莞尔一笑,伸手搂住他,说道:“大哥,小弟怎么能忘了我的好大哥。这次小弟专门为大哥准备了一样礼物,到时候你就偷着乐吧。”

    “真的,什么好东西?快快拿出来呀!”

    “不要着急。父皇,大哥,咱们进去聊吧。”

    “嗯,呵呵,朕都糊涂了,走走,咱们父子仨人进去聊。”

    “呵呵呵……”

    父子三人有说有笑的走进了乾清宫,朱祐樘怕朱厚炜心生芥蒂,还边走边讲述了刘大夏的为人,语气充满了感情,从这也可以看出,朱祐樘是个很念旧的人。弘治初期正因为有了王恕、马文升和刘大夏的辅助,大明帝国才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。

    弘治朝的政局从一开始就热闹得很:昏官、混官滚蛋,言官、宦官赤膊上阵打得欢。说起当年的事,朱祐樘很是感慨,当时朝廷效率低下,国家天灾不断,外敌虎视眈眈。

    成化末年,大明的户口、土地下降,自然灾害不断,长城南北狼烟四起。一切都仿佛毒蛇般的绳索,紧紧地勒在当时仅仅十七岁的朱祐樘的心头,勒在大明帝国这具疲惫的躯体上。

    听到父皇娓娓道来,朱厚炜非常的尴尬,自己这次真的莽撞了!他因为郑和海图的事先入为主,对刘大夏的印象不好,说实话有些以偏盖全。历史上的刘大夏是弘治年间首屈一指的能吏。他虽然出生于官宦人家,却是弘治年间最体恤百姓的清官之一,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位道德模范。

    刘大夏,字时雍,今湖南华容县人。天顺八年进士,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,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,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,在这个单位里,他一共干了十多年。

    刘大夏是“弘治三君子”中年龄最小者,弘治朝第三任兵部尚书。刘大夏与王恕、马文升二人有所不同,王恕管人事,马文升管兵,总算还都是专业对口。

    可刘大夏不一般,他是个复合型人才:既能说会道,又能低头干活。论行政能力、干地方官,他比王恕毫不逊色;管兵打仗,他也同样不逊色于马文升;两位老前辈精通的专业他都会,两位老前辈都不会的专业——治河,他更做得名垂青史,甚至在民间都封了神。

    弘治六年春,黄河在张秋镇、黄陵冈等地决口,夺汶河入海,两岸尽成千里泽国。更为危险的是,连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,南方漕运完全瘫痪。

    这可麻烦了,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。漕运一旦瘫痪,国计民生且不说,京城的老少爷们儿吃什么?必须尽快解决!

    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,调十五万民夫修治河道。可更倒霉的事来了,前线总指挥、工部侍郎陈政大概是积劳成疾,竟然一病不起,最后牺牲在抗洪前线上了。人死了,可活儿还没干完,派谁去呢?朱祐樘犯愁了,就在这时,王恕提出自己的建议:让刘大夏去吧。

    于是年近花甲的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,这次他的任务远比以前他在广西平乱艰巨:工程进展缓慢,恢复漕运又刻不容缓,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,没几年工夫根本治理不完。

    但漕运必须马上恢复,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。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:分流入淮。操作方法是:挖掘几条干道,引导黄河进入淮河,经淮河入海。总之,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,这是一个大工程,在当时的条件下,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。

    但刘大夏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: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月河。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: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吗,怎么还要往北挖?这不是胡闹吗?

    看似胡闹,其实是对的。因为刘大夏知道,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,漕运中断了,要想尽快恢复,必须要开挖一条临时河道,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。

    当然风险也是存在的,但是,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,就不会存在风险。相反,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月河,还能为分流入淮的工作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。

    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,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,南北漕运恢复,连接大明帝国的生命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。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,黄河洪水泛滥不断,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,保证工程顺利进行。

    漕运恢复,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,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,几十万民夫继续勤扒苦作,日夜赶工。为了尽快完成任务,刘大夏也豁出去了,快到六十岁的老头儿天天连轴转,没一天睡个囫囵觉,吃住全在工地上,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,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。领导都“模范带头”了,底下人哪敢怠慢,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,终于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施工任务。

    经过两年努力,黄河成功改道,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,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,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。

    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,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终于可以重新恢复生产。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。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直到后世还保留着拜河神的活动,而河神正是刘大夏。

    其实不光是这些功绩,刘大夏还很懂得经济,他就用经济手段解决了当时宣府边民的吃饭问题,而他使用的经济手段就是后世人熟悉的宏观调控。你看看,这人牛不牛?几百年前就懂得了宏观调控这样的经济手段。

    这就是刘大夏,一个清正廉洁、多才多艺,而又极其聪明的君子,也是“弘治三君子”中最重要的人。朱祐樘今天之所以敲打他,并非因为讨厌他,只是一种帝王手段而已。

    朱祐樘选择用人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政绩,他不仅用过刘大夏这样的清官,也用过刘吉这样的贪官,而且他要保持朝堂上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,打破这种平衡是他不愿意看到的。所以说,朱祐樘很会当皇帝,他把自己置身于仲裁者的位置上。

    因为刘大夏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,和太监争权,希望皇帝垂拱而治也是儒家门徒的理想。这些年,朝堂上文官的话语权越来越重,尤其是御史言官偏向于内阁,朱祐樘就不动声色的提高了太监的地位,让那些太监去制衡他们。帝王心术而已。

    至于烧毁郑和海图,只能够说是他的思想带有历史的局限性,无法用好和坏这个标准来给这个人定义。提出摊丁入亩,官绅一体纳粮这种经济政策的人,恰恰就是刘大夏在弘治十年提出的,但朱祐樘当时认为太过激进了。

    他拒绝了刘大夏的经济改革方案,只是采用了其中的一部分,即对盐政进行了改革。这一切,理论上源自丘濬的《大学衍义补》,实际的操作,则是从刘大夏和叶淇变革盐法开始。

    当人们津津乐道万历朝张居正的“一条鞭法”时,当史家反复讨论明朝中后期“资本主义萌芽”时,弘治朝就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这些观点,只不过当时时机不成熟。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知道,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。

    朱厚炜哪里知道这些,今天炸了毛,闹了一场大误会。明白了这点,朱厚炜颇有些尴尬。刚才他的态度实在有些过分了,毕竟这老头是一片好心。

    朱祐樘见他尴尬的样子,笑了笑,转移了话题说道:“炜儿干的不错,才第一年,福山夏税就超过了两万两,朕很是欣慰。这说明摊丁入亩,官绅一体纳粮的法子,还是行之有效的。

    现在朝廷财政困难,边境烽烟四起,边军士气衰弱。唉,多事之秋啊!为了解决财政困难,刘健、李东阳多次上疏征收粒子田税,朕也有些动心。炜儿,朕想听听你的意见,这是家里人在说话,你不用顾忌。”

    朱厚炜想了一想,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:“父皇,儿臣认为征收粒子田税可以先缓缓,时机上不成熟,何况收粒子钱,首当其冲的是张家,恐怕父皇过不了母后那一关,朝令夕改,会出大问题的。

    其实儿臣觉得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改革军队,您如果是不把军队整顿好,控制好,将来不管是征收粒子田税,还是将来推行摊丁入亩,官绅一体纳粮,都很难顺利推行下去。况且改革也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。总之,军队稳定才是改革的保障。”

    朱祐樘虽然有些失望,但对朱厚炜的分析深以为然。朱厚照不太关心朝廷的税收,现在一说到军队的问题,顿时来了兴趣,他忙催促道:“二郎,这军队要如何改革?快说来听听。”

    朱厚炜看了看朱祐樘,只见父皇冲他点点头,便继续说道:“父皇,大哥,说句你们不爱听的话,现在大明军队各级军事官员的素质,怎一个糟糕了得。京城的少爷兵自不用说,主要军官全是功臣家的子弟,虽有发愤图强的,但大多数都是吃喝玩乐的二世祖。

    就以这次大同危机来说,刚刚传言朝廷要调京军上前线,京营里的各级军官就吓得魂飞魄散,纷纷送礼请托跑调动,这样的军官,怎敢指望他们为国捐躯,那是相当的没戏。

    父皇,您打算开征的粒子田税,针对的就是这帮勋贵子弟所在的家庭,这些人打仗不行,闹起事来却个个是行家里手。在这之前不把军队整顿好,如何能推行下去?甚至会导致动乱。

    这还仅仅是京师的军队,边防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,许多重要防区军官缺编严重。据儿臣所知,有一些城关堡垒竟然有十年没有任命负责人,真打起仗来,那真是“官找不到兵,兵找不到官”,还谈什么保家卫国?

    而许多边境要地的将领,基本全是朝内宦官重臣的亲信,在这些人里虽不乏能征善战的猛将,但混日子的吃货同样多。这些人克扣军饷、侵占国家财产的事做起来,五花八门,足智多谋,只不过上了战场就尿裤子。

    大同困局就是个很好的例子,大同周边有近十万军队,却无人敢战。长久以来,大明的北部边疆战争总延续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,敌人来了,我们的部队不是缩进城堡里,就是跑得比兔子还快。

    敌人烧杀抢掠的时候,他们坐在城楼观风景,敌人满载而归的时候,他们才像模像样地跑出来追二里地。然后这些军官还堂而皇之地给朝廷写报告吹嘘“打退敌人”,不说远的,在成化朝时期的大部分“胜仗”都是这么打出来的。

    父皇继位以后,边军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,但没有从根子上解决问题。上一次整治才过去多久,不到五年吧。现在又有了死灰复燃的苗头。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?主要就是军队的制度有问题。”

    朱祐樘听了这些尖锐的话,有些尴尬。他意味深长的问道:“如此看来,军队不进行改革是不行了。依炜儿所见,当如何改革?”

    朱厚炜犹豫了一下,看见父皇鼓励的眼神,便不再犹豫。想了想,继续说道:“这些年儿臣一直在考虑这些问题,太祖太宗(成祖)时,明军的战斗力有多强,儿臣不说大家也知道。要想重现辉煌,那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。

    第一,军事机构的精简和人事改革,大批不合格的军官下岗,包括许多背景深厚的勋贵子弟,许多虚设的军事部门也统统裁撤。尽快物色一批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将领提拔重用,担当了各级部队的指挥重任。

    第二,也是最重要的,这就是军事选拔监察制度问题。没有良好的军事选拔监察制度,有一千个伯乐也累死了。要改革军官选拔制度,在军队内部形成竞争机制。

    具体办法为:军队内部强化奖惩制度,根据军功可以从士兵里破格提拔军官。此外,地方各省每年都要向朝廷推荐军事人才,由国家进行统一考试,选拔军事人才。

    而朝廷每两年要派专人对各重要边境防区进行考核,以遏制腐化,并提拔优秀军事人才。

    第三,成立军事院校,或者是京师教导大队,开办武举,向全国招收军事人才。为新型军队的建设打好基础。”

    朱厚炜招招手,太监何鼎立刻捧过来一个匣子,朱厚炜双手捧给自己的父亲,朱厚照也饶有兴趣的凑过来看。

    朱祐樘打开一看,里面是厚厚的几本书。第一本上面写着《大明帝国军事法》,第二本是《大明帝国武举法》。朱祐樘翻开第一本,首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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