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色虚言

住了二十多年，今年60岁，他戴着眼镜，喜欢读报纸。八病区还有王海住了15年，冯敏住了15年，严文之住了13年……

    病区主任姜涛列出的这一串名单很长，这些病人的病情已经满足出院条件，家属也会来定期探望。“但让他们给病人办出院转院根本不理，基本可以断定会住到生命的最后。”

    因为医保可以报销，医疗条件也比养老院好很多，有些家属等于把病人放在这里养老了。

    有些病人回不了家，只是因为家属和另一方的纠纷没有结束，被赌气式地扔在医院。荒谬的诉求，阻断了回家的路。

    30岁的王章涛在这里已经住了15年，现在基本不提回家的事情，也不愿意和人交流了。但刚住院的时候，他经常和医生说：“让家里人接我出院，让家人给我带本书。”

    他是河北唐山人，2002年由家属和当地政府送来医院。家属把所有责任推给政府，拒绝缴纳住院费用，也拒绝接回家，“他家人认为病人的住院，是政府有责任，在当地发病之后，相关部门的处理造成这个病人的病情加重。”

    平均三四个月，家人会来看望一次，王章涛有时还会问，家人就糊弄着说:“政府没给解决，你不能出去。”

    死亡与解脱

    死亡成了这些病人，离开医院的唯一路径。

    李凤英去世前两天，已经有发热感染的症状，医院通知家属建议转院治疗，否则可能危及生命，但家属给的回复是：“不转院，就在这治疗，该怎么治就怎么治。”

    李凤英是河北人，只有一个女儿，老伴九十多岁了。住院的十多年里，大多数时间不能自理，医生反复给李凤英的女儿做思想工作，但她始终不愿把母亲接走。她有自己的苦衷，自己要上班，还得照顾父亲，再也无力照顾母亲。“接回家去，肯定活不了多久”。

    自2013年以来，李凤英出现至少三次肺炎，“经过我们的治疗，好歹还救过来了。”刘主任说，每次家属都不同意转院，承诺所有责任他们自己承担。医院没有办法，只能遵从家属的意见，和家属签署责任协议，“不知道签了多少次”。他们还要求，医院不得使用插管、除颤等可能有创的抢救措施。

    一年前，李凤英的女儿提前联系好了寿衣店，把寿衣的钱都交了。她给医院的说法是“就是死在这，也不可能转走”。

    6月21日李凤英去世，她的死没在病人中掀起什么波澜，病友以为她转院了，或者接回家了。

    一些人的离去甚至比李凤英更加痛苦、更加缺少尊严。

    徐风泽是被“活活疼死的”。他在安定医院住了12年，如果不是因为癌症，他也许会住更长时间。

    被癌症折磨了一年左右，2012年9月，徐风泽“如愿”走了。“大夫，难受，疼，不想再这么活下去了。”在难以忍受的疼痛下，徐风泽多次表达生命早点结束的想法。他的体重从患癌症前170斤，下降到110斤，面部明显的缩腮。

    癌症使得徐风泽整个泌尿功能都受到影响，肿块将泌尿系统遮住，下体腐烂，反复流脓，浑身散发着恶臭。即使天天擦拭，也清除不了。

    为了照顾他，病区给他专门安置了一个病房，主管医生和护理人员轮流给他去擦洗换尿，进行化脓处理。一旦有紧急情况，还会联系积水潭医院的大夫来查看病情。

    徐风泽刚刚患上癌症时，家属带他去综合医院看过，但是没有选择积极的治疗方法，反而又送回安定医院，像是“选择性放弃了这个病人”。

    患病期间，几个家属开始互相推诿。主管医生张磊记得，曾经有几个月时间，家属拒绝接听医院电话，医院不得不向家属施加压力，告诉他们，这是遗弃病人，要负法律责任。家属迫于压力，才不得不来。

    “如果通过手术的话，是可以延长他的寿命的。”张磊回忆说，后期的半年时间，基本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，在医院处于临终关怀的状态。病人基本躺在床上，也动不了，在痛苦中离去。

    死亡本不应该在安定医院出现，它是北京市为数不多的没有太平间的医院。通常情况下，病人出现其他疾病或者需要抢救的话，由家属同意转往其他综合医院。

    “不是直系亲属或者监护人，你签的字无效，我们转过去人家医院也不敢收，只能在这等死了。”姜涛看着天花板，有些无奈地说。

    “出不去”与“住不进”

    如果能及早接回家治疗康复，不敢说能够恢复正常，但是要比现在好很多。张磊觉得，长期住院实际会对部分病人的康复不利。

    照顾了王章涛8年，张磊发现，因为长期住院，和别人缺乏交流，王章涛对于正常的社会道德观念在减弱，原本人该持有的尊严开始缺失，会捡、要、偷别人的东西。

    “这些不是精神病症状。首先病人拿东西是出于他自己的本能，有吃好东西的意愿，但是他自己的东西匮乏，没有，那么他可能会想其他的办法。”

    社区康复匮乏、家庭支持不足等因素使得精神病人被视作累赘，被“遗弃”在了医院。按照《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（20152020年）》，对于救治难的问题，推行“病重治疗在医院、康复管理在社区”的服务模式。

    不过，目前社区康复体系还没建立起来或没有完善，无法让患者在院外得到有效管理，并通过康复训练逐步恢复生活技能、社会技能，从而回归家庭、回归社会。

    姜涛举例说，国外分裂症的病人，出院后不直接回家，社区有康复机构。病人每天在那儿像上班一样，做些康复训练，做手工、学一些乐器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病人长期住院影响医院床位的流转。安定医院定位的职能是急重疑难病人，由于这些老病人不出院，其他的急重危难的病人就得不到治疗，流窜到社会可能更危险。

    “可怜，当然可怜”

    这些年来，医院一直在做家属们的思想工作，寻找那些失联的家属，帮助这些病人回归家庭和社会。

    2009年，安定医院的医生按地址找到病人刘志成的表姐家，从下午六点等到晚上十一点，五个多小时，她死活不开门。有一次电话打通了，他表姐说：“我们就没这个亲戚。”

    医院去过天津，带他到户籍所在地。当地派出所查询发现，刘志成的户口已经迁出，但没有迁入地。这意味着他的户口也被注销了。“如果还有户口，也许能送入当地民政部门的精神病院”。

    病人归家的路很长，崎岖难行。姜涛陪同病人去过遥远的农村、闭塞的山区，最远到了宁夏。当地派出所、民政部门都不配合，基本都是怎么送去的怎么送回来。“上次我们送一位病人回家，村主任叫村民把我们给围了，不让把病人留下。”

    每年，医院都会集中清理，病区上报给医务处，医务处去联系，但每次都没什么动静。“现在每年还在做这个工作，但是已经成为一个程序了，结果不重要了。”

    “可怜，当然可怜。”在这里工作了31年的杨护士很同情像刘志成这样的老病人。“他们也需要去逛商场出去玩，他们有这种**。”

    杨护士记得，以前带病人去十三病区附近的小商店逛一圈，他们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
    而在每个周二和周日的下午，回家的渴望会被刻在门上。探视还没开始，病人们早早地趴在那里，向外面张望。

    （除医务人员外文中人物皆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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